“1948年11月13日零六三〇，陈先生还没回电话，怎么办？”陶副官隔着雕花门板低声禀报。清晨的暖炉才刚点着在线炒股配资看必选，浓茶的蒸汽在空中打着旋儿，却怎么也驱不散那股莫名的寒意。
蒋君章坐在走廊尽头，抬腕看表，秒针滴答滴答。他回想着昨夜十点光景，陈布雷把自己关在房里，只交代一句“勿扰”。外面炮声时断时续，宋子文的电报催促着南京、上海两头的筹款，他觉得整座官邸像被一只无形大手攥住，连呼吸都费劲。
八点过五分，值班电话又响起，中央部的秘书催开会。蒋君章替陈布雷请了病假，挂断后却没底气：这位老先生一向守时，即使凌晨批稿，也会在七点半准时用粥。今天太反常。
有意思的是，门缝里一点光都没有。蒋君章突然想起昨天下午陈布雷在阳台晒稿纸时的那句话：“若国事无望，吾等亦无可为。”话音轻，却像把锈钉。
十点整，他按捺不住，示意陶副官从气窗探看。气窗开启，冷风裹挟着残叶钻进来，帐幔垂到床脚，丝毫未动。陶副官喃喃：“似乎不对……”话未落音，蒋君章抬脚撞门，铜锁断裂，室内药味呛鼻。陈布雷仰卧，面色灰黄，床头放着两只空安眠药瓶，一封淡蓝信封压在胸前。
痉挛般的沉默后，两人拨通总统官邸。线路嘶嘶作响，周宏涛在那头只说了两个字：“知悉。”随后数通电话撒向陈方、陶希圣，再拨往上海。王允默听完噩耗，先是一声“啊——”随后便是静默，像是电话线被割断。
车站的汽笛在中午十二时长鸣，王允默与长女陈琏挤上最快的一班急车。车厢里，陈琏攥着父亲去年寄来的《易经》手稿，眼圈通红却强忍不语。母女俩心里清楚，父亲的死决不仅仅是身体衰弱，更是精神的崩折。
同一时间，重庆枇杷山官邸。蒋介石换下戎装，着一身素灰长衫，步速疾快。他对宋美龄低声道：“伯怜二十载为我效命，朕负之。”宋美龄欲劝而止，目送他起车。外人很少见到蒋介石如此神情恍惚。
下午两点半，灵堂暂设总统一号楼侧室。棺木未合，蒋介石俯身端详，像在寻找最后一丝心跳。他的手轻抚棺沿，指尖微抖。随后提笔，浓墨写下四字：“当代完人”。落款处他的“介石”两字几乎看不出力道，仿佛怕惊扰了故人。
为什么要给陈布雷国葬？从军政运作看，国民党内部对失败已心知肚明，亟需一个“持节而死”的典型来稳住军心。更深一层，是蒋介石个人情感：1927年南昌清晨，陈布雷递上《告同志书》草稿，使蒋介石在文宣战先声夺人；1936年西安事变日夜混乱，他独守桌前缮写《宣言》，让外界知道“委员长安好”；抗战八年，数百篇演讲稿出自这支笔。如此文胆，说一句“左右手”都嫌轻。
然而，国葬的提议遭到王允默婉拒。她致电官邸：“先夫素俭，丧事不宜铺张，愿安葬西湖旧地。”蒋介石沉吟良久。对策部原本打算将葬礼抬高至“国民革命烈士”级别，藉此提振士气。宋美龄复述王允默的决意后，他轻轻摆手：“随夫人意，只不可怠慢。”
遗憾的是，外界只见到仪式表面，未见到陈布雷留下的八页遗书。那份手稿里，他痛陈党政腐败、行宪失信、经济失序；他坦言对内战持彻底悲观态度，并以“愧对国人”自裁。陈方后来向媒体透露只一句：“先生以身殉国事”，其余内容密封。
试想一下，一位自幼醉心民族民主的报人，三十年代因“唯蒋可救国”而投身中枢；二十年后，却因“国无可救”而服药，这种巨大落差足以摧毁任何坚强意志。有人说他糊涂，有人说他悲壮，历史却没有给他解释的时间。
临葬当日，灵柩由空运至杭州，停放于九溪梅庄旧地。飞行员特意绕西湖半圈，机腹白花飘洒，如雨纷飞。留守官员在场合念悼词，而游客多不知这位“当代完人”究竟何许人也。山风穿林，几声鸟啼掠过，场面说不出的冷清。
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布雷殉难，使我心折。以我失人，岂布雷失我。”同年十二月，他命人在灵前再添一匾，字迹更小，写的是：“清慎勤”。多年后整理档案的史官推测，这或许是蒋对自己在用人失察上的一种补偿——却已于大势无补。
历史的温度常常取决于叙述者。对陈布雷，民间多记得他协助蒋介石，少有人提他北伐时期在《时事公报》痛斥军阀的锐利文章；对蒋介石写“当代完人”，后来也有人讥讽为政治表演。但凡事落到具体人身上，其复杂绝非一句评语能概括。
九溪旧墓至今仍在，石阶青苔湿滑，碑文风化。偶有老游人路过，念两句诗便匆匆离去。墓后竹林深处，埋着一支折断的笔，那是王允默按丈夫遗愿放入棺中的旧物；无声，却有锋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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